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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伊拉克——海湾战争中的空中战役

多国部队的战机飞越遭受轰炸后的伊拉克油田

前言

在经历了越南战争的惨败之后,美国军方高层重新评估了美军的军事学说,以便找出他们是如何失败,又是失败在何处的。他们发誓,永远不会再有第二次像越战那样惨痛的经历。美军的领导层提出了被称为“空地一体战”的新军事战争学说。“空地一体战”要求美国陆军和空军的作战行动协调一致,二者追求的是共同的作战目的,而不是像越战期间的政策那样,空军和陆军彼此之间独立进行战斗。

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海湾危机爆发,美国政府及军方将陆军的诺曼•施瓦茨科普夫上将派往沙特阿拉伯,担任美军中央司令部(CENTCOM)的战区总指挥官。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还没有谁能够像施瓦茨科普夫将军那样掌握如此庞大的资源、指挥如此众多的部队——除中央司令部所辖的美军部队外,他还被授权指挥来自其余17个参战国家的军事力量。

筹划一场空中战役

为了达成既定的作战目标,即将伊拉克武装部队从科威特驱赶出去,并将伊拉克削弱到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难以继续维持其地区性强国地位的目的,美军中央司令部总共花费了5个月的时间进行战役筹划。最终,中央司令部确定他们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是:

•摧毁伊拉克的指挥、控制和通信(C3)机构。

•摧毁伊拉克军队的进攻能力,地对地导弹(主要是“飞毛腿”SCUD地对地导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生产设施,伊拉克的空中力量、装甲兵和炮兵部队。

•对残余的伊拉克武装力量实施各个击破的战术,并最终将他们赶出科威特。

在以上一系列明确目标的指引下,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和查尔斯•霍纳中将——中央司令部所辖美国空军部队的最高指挥官——专门选择了那些可被多国部队用来实现战争意图的目标。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海湾战争中的空军力量将不再采用大规模的轰炸机编队去摧毁敌人的城市。由于新技术的进步,“地毯式轰炸”已被列入“不需要”的选项了。相反,空中力量依赖的是卓越的情报优势和从未有过的武器精确度——这种精确度足以在摧毁敌方目标的同时对人员和机器设备施加最小的附带损伤。

海湾战争中美国空军部队的最高指挥官查尔斯•霍纳(Charles Horner)中将(照片为霍纳晋升上将后所摄)

隐身空袭

三支美国空军的飞行队——第58战术战斗机中队(隶属于第33战术战斗机联队,驻地为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第69战术战斗机中队(隶属于第347战术战斗机联队,驻地为佐治亚州的穆迪空军基地)和第37战术战斗机联队(驻地为内华达州的托诺帕空军基地)作为参加“沙漠风暴行动”的美国空军部队的先锋和代表进驻海湾。

在第一轮空袭开始时,多国部队空军派出了装备有F-117“夜鹰”隐身战斗机的第37战术战斗机联队(该联队此时驻扎在沙特阿拉伯的哈立德国王空军基地)去清除防卫最严密的目标。隐身战斗机打击的目标包括位于努哈伊伯的伊军联合/协同作战中心和防空截击地面指挥中心、两座防空控制机构的总部,以及位于巴格达的伊拉克空军司令部。第37战术战斗机联队还攻击了位于Al Taqaddum的伊拉克联合/协同作战中心和雷达站、位于拉马迪(Ar Ramadi)和巴格达的电话中心、位于阿塔吉(Al Taji)的一处作战中心,以及位于阿布格莱布(Abu Ghurayb)的总统地下掩蔽部。第二波空袭攻击了更多的电话交换中心、位于塞勒曼帕克(Salmon Pak)的对流层散射通信中继站、位于杜杰勒(Ad Dujayl)的国际无线电发射机和通信卫星终端。

第37战术战斗机联队的F-117“夜鹰”精确打击巴格达市内目标的画面

由于具备“躲避”雷达探测的能力,中央司令部所辖空军部队的参谋人员们不断将最困难的目标分派给F-117。再一次典型的任务中,F-117隐身战斗机先是沿着沙特-伊拉克边境一段20英里(约32公里)宽的空域飞行,并关闭其编队灯从夜幕中“消失”。然后,隐身夜鹰们便径直飞向目标并发动攻击。F-117通常采用单机出击的方式以减少被伊拉克防空武器击中的机会。尽管恶劣的天气环境有时会阻碍精确打击的实施,但结果仍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当不能确定目标是否被摧毁时,“夜鹰”就会返航并准备下一次攻击,直至目标被完全摧毁。

被F-117摧毁的伊拉克机库

F-117战斗机独特的隐身设计使其得以免受伊拉克雷达和先进防空武器系统的威胁,这让“夜鹰”可以在一个相对安全的高度实施攻击。其结果就是,“夜鹰”被委以打击位于受到严密保护的伊拉克首都及周围地区的关键目标的任务。事实上,第37战术战斗机联队是整个海湾战争期间唯一一支被用于执行空袭巴格达市内目标任务的多国部队空军单位。尽管防空火力非常密集,但“夜鹰”们能够无一损伤地完成它们的攻击。F-117的作战效率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在开战头三天之内第37战术战斗机联队打击了40%的目标——而它们所消耗的各种物资(油料、弹药等)只为美国空军物资消耗总量的2.5%。

伊拉克的军事力量依赖高度集中的指挥和控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伊军之前接受苏联训练和装备的结果,而苏联强调“刚性”的命令指挥流程。一旦伊军的高级指挥部门被打得失去了战斗力,那么其指挥官们就再也不能对他们的部队进行整体控制。即便伊拉克军事力量的控制权此时已“下放”至战区本地的指挥官(虽然这些人受过高度的训练且士气高昂)手中,这些军官也无力独自将军事机器中不同的组成部分整合起来。因此,伊军对多国部队所发动的攻击做出反应的能力也就被极大地削弱了。

到战争的第一个晚上结束时,中央司令部已经达成了其第一个作战目标:将敌人的部队从他们的指挥结构中“孤立”出来。

战斗机和轰炸机勇往直前

在隐身战斗机完成了最初的攻击之后,多国部队空军麾下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开始攻击伊拉克战术级别、师级和更低级别的C3(指挥、控制和通信)设施。这些打击将伊拉克的战术力量孤立了出来,并将它们“钉”在原地。这就使得在数量上居于劣势的多国部队兵力可以在不受敌人干扰的情况下自由机动。

驻地为沙特阿拉伯西北部费萨尔国王(King Faisal)空军基地的第33战术战斗机联队装备的F-15C战斗机是唯一作战半径可覆盖伊拉克西半部空域的战斗机兵力。1991年1月17日破晓前,第33战术战斗机联队全歼了伊拉克西部上空的空中敌对力量。在打下一架伊军的MiG-29战机后,乔恩•凯克上尉成了第一位获得击落记录的多国部队飞行员。从1991年1月17日起,多国部队就牢牢掌握了制空权,并且再也没有丢失过它。

海湾战争中美国空军的F-15C战斗机,来自第33联队

战斗机所采用的战术是专为这次任务而量身定制的。空中预警监视和指挥控制飞机(例如JSTARS和AWACS)要求接受其指挥的战斗机——通常是2至4架F-15——在环型航线上巡航以便保持联络。当伊拉克的战机升空向多国部队的“天眼”发出挑战时,AWACS预警机就会呼叫F-15战斗机击落伊军的战机,而伊军战机被击落时往往还不知道那些F-15在哪儿。在执行战斗空中巡逻(CAP)或战术扫荡任务时,F-15战斗机通常以双机编队出动。有时会出动两对或更多的战机去扫荡某一特定的、目标较多的空域,比如敌人的空军基地。当战争进行至第10日结束时,绝大多数伊拉克的空中力量均已被摧毁或是躲藏了起来。

多国部队对伊拉克的首轮空袭态势图

随着战争的进行以及伊拉克飞行员并未表现出升空作战的迹象,F-15被迫搜索更远更广的空域以寻找目标。当伊拉克空军开始向边境逃跑并向伊朗寻求庇护时,中央司令部下属的空军司令部命令F-15机群在边境地区建立一道“壁垒”一样的战斗空中巡逻封锁线。中央司令部并不完全确定伊朗人将会多严格地保持他们的中立。所以,“壁垒”式的战斗空中巡逻封锁线被建立起来以便阻止伊拉克战机逃跑,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它们从伊朗重返战场。尽管最终有100多架伊拉克战斗机逃往伊朗避难,但许多还是难逃被击落的命运,其中就包括被第33战术战斗机联队指挥官里克•帕森斯上校击落的一架苏-22战机。帕森斯上校是唯一一位在整个“沙漠风暴行动”期间获得过击杀记录的飞行联队指挥官。

目标:战略武器系统

战斗机和轰炸机的其他任务还包括:

•保护多国部队的战场监视平台。

•阻止伊拉克军队实施侦察任务。

•通过空袭摧毁伊拉克发射化学/生物武器的能力。

这些任务对“沙漠风暴行动”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对施瓦茨科普夫将军的计划而言,要想成功,美军就必须打掉萨达姆的侦察能力。伊拉克同时还拥有庞大的化学/生物武器库,美军相信萨达姆有可能会动用这些武器。投掷化学武器的两种最有效的手段是空投(通过炸弹或是布撒器)和用导弹或火炮发射。当多国部队的战斗机将伊拉克空军摧毁之后,萨达姆就丧失了从空中投放化学/生物武器的手段,只剩下使用短程火炮或导弹一种方式了——如果他决定使用伊拉克的化学武器的话。

海湾战争中被摧毁的一处伊拉克核设施

到1月17日结束时,中央司令部下属空军司令部的计划制订人员开始将空袭目标从伊拉克的指挥体系向其战略武器军火库和生产工厂方面转移。第37战术战斗机联队在空袭目标转换后再次担当先锋:1月17日傍晚,4架该联队麾下的F-117攻击了巴格达的核研究设施并摧毁了其中3座核反应堆的核心部件。1月18日,多国部队空军针对伊拉克战略武器工业的空中战役全面展开。作战计划——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战时发布的第69号空中作战任务命令(ATO)——包括攻击一座位于巴格达以南30英里(约48公里)的“飞毛腿”导弹工厂。这次特殊的空袭使用了一种含有40枚子炸弹的集束炸弹,任务由第69战术战斗机中队的12架F-16战机执行,担负支援的有F-15、F-111和F-4G“野鼬鼠”。担负轰炸任务的F-16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摧毁了工厂85%的设施,伊拉克人被气得发疯。

压制敌人的防空力量

伊拉克吹嘘其拥有一套复杂精密的防空体系。这一体系由诸多性能不错的苏制雷达和防空武器组成。该体系实际上包含了伊拉克所能买到的各种型号的苏制地对空导弹(“萨姆”SAM),也包括一些法国和美国制造的武器(从科威特缴获的)。由于是以苏式防空体系为模板,因此伊拉克的防空严重依赖集中控制。因此,一旦控制中心受损或是被摧毁,伊军就会丧失其大部分防空能力。而一旦每个防空据点被从中央集中控制中孤立出来,对多国部队的空中力量来说,用压倒性的优势摧毁一个个单独的防空阵地就变得容易多了。

当中央司令部下属空军司令部的参谋们计划一次空袭时,他们通常会把空袭目标本身连同其周围已知的防空阵地“打包”一并处理。如果是前面提到的攻击“飞毛腿”导弹工厂的空袭行动,那么即便预期不会有空对空的对抗发生,F-15战斗机也会伴飞护航——以防万一。具体发动攻击的是F-16和F-111战机,F-4G战机则负责压制干扰任何捕获多国部队的飞机并制导“萨姆”导弹的雷达。

美军航拍的伊拉克防空阵地

F-4G的机组成员过着一种特别危险的生活。在空袭机群朝目标飞去的途中,“野鼬鼠”们就要不断监控特定的雷达频率。它们搜索“萨姆”导弹制导雷达发出的电波。一旦这些雷达开始发射电波,“野鼬鼠”就会发射一枚“哈姆”(HARM)反辐射导弹。“哈姆”导弹以敌人雷达发出的电波为引导并顺着电波前进,直至将伊拉克的雷达摧毁。这迫使伊军在无雷达制导的情况下以抛物线弹道发射他们的“萨姆”导弹,或者只能间歇性地让雷达开机。后一种方法严重削弱了雷达的效能。反过来,如果敌军足够幸运的话,“野鼬鼠”就会在天上被打爆。

海湾战争中的F-4G“野鼬鼠”

最可靠、同时也是最难被干扰的防空武器系统是高射炮。这些火炮的打击范围在中低空,需要直接命中将敌机摧毁。一般来说,这些火炮在开火时不需要雷达的协助。这些火炮只有在真正开火时才会暴露其位置。在战争期间多国部队损失的64架飞机中,多达25架是被防空高炮击落的。

投弹!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美国空军——特别是装备了安装有“蓝丁”系统(LANTIRN,夜间低空导航暨红外线瞄准吊舱)的F-16战机的单位——广泛练习实践的是低空轰炸。为了提高精确度,空军的飞行员们常常在一万英尺(约3048米)的高度以下发动攻击。这就把美军飞行员和他们的战机置于伊军所装备的各型防空高炮——包括小口径高炮——的射程之内了。伊拉克的防空炮手们不必优秀到击落某架飞机,他们只要把一堆堆金属发射上天就可以了。任何人在看过CNN播放的战争第一天晚上的画面时,都会发现伊拉克人的确是这么干的。

挂载“蓝丁”吊舱的F-16战机

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不久,中央司令部下属空军司令部的领导层就决定放弃低空投弹战术。多国部队空军指挥部门指示,投弹攻击应当在15,000-20,000英尺(约4,500-6,100米)的高度或中空进行。尽管高度的增加导致投弹精度略微有所下降,但这极大地削弱了伊拉克防空高炮打击多国部队战机的能力。标准的攻击队形是,战斗机和轰炸机一架接着一架排成一字长蛇阵(像一列火车一样),然后按顺序依次投放炸弹。

一个很关键的目标是伊军的后勤。伊拉克军队的补给系统在“沙漠风暴行动”开始之前就已经开始被切断了。一俟空中战役打响,伊拉克的后勤系统就变得令人绝望地无效。由于缺少食品,一线部队开始挨饿;由于缺少油料,装甲部队也动弹不得;炮兵部队也得不到弹药供应。居于这条支离破碎的补给线终端的作战单位只能依靠他们自己了。伊拉克陆军迅速开始崩溃。

在结束针对萨达姆的武器工业的战役之后,第69战术战斗机中队紧接着参加了一系列针对位于巴格达东南15英里(约24公里)的一座核研究设施的空袭,时间是1月19和20日。该中队还攻击了位于幼发拉底河畔的弹药及油料储存设施和一座火箭推进剂工厂。尽管萨达姆拥有相当多的石油,但他并不具备将石油精炼为维持他的军事机器所必需的各种燃油制品的能力。此外,随着联合国禁运的实施,萨达姆也没有希望补充他的武器、弹药或燃油需求。随着空中战役的进行,他的储备也消耗殆尽,那些关键种类的后勤物资也被逐一摧毁,从而削弱了他为至关重要的“战斗之母”所积蓄的力量。

在这场雷霆般的空中战役期间,一个往往不会被考虑到的方面是萨达姆的“飞毛腿”导弹部队。这些特殊的武器在战争初期就被认为已经毁于空袭,但情报部门低估了机动发射架的数目。尽管最初的空袭摧毁了绝大多数固定式发射阵地和一小部分机动式发射架,但许多机动式发射架还是被毫发无伤地保留了下来。这些发射架零零散散地分布在整个战区内并得到严密的伪装,它们只有在发射导弹时才会现身。

伊军装备的“飞毛腿”地对地战术导弹

作为一项政治赌注,“飞毛腿”导弹及其发射架在这场战争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第69战术战斗机中队和其他空中单位越来越多地被分配了搜寻并摧毁这些武器的任务,虽然结果常常是令人泄气的。飞行员驾机在按照战场网格坐标系划定的方形空域内巡逻飞行,与此同时他们等待着从AWACS或JSTARS传来的目标信息。当时,往往是在一枚“飞毛腿”导弹发射之后,战机才会赶往目标所在区域并希望发现目标。即使是装备了“蓝丁”系统,战果往往也是充满了不确定性。飞行员们轰炸他们认为是“飞毛腿”发射阵地的目标,然后等待引发的二次爆炸。这是唯一真正可以用来确认命中“飞毛腿”导弹的方法。如果飞行员们确实命中了目标,他们就会多多少少给予自己一些庆祝——否则他们将面色铁青地回到他们的巡逻阵位上并继续这种致命的猫鼠游戏。

随着地面战斗的进行,空中单位也开始执行攻击战术目标的任务。2月26日,第69战术战斗机中队协同其他单位奉命去摧毁科威特城至巴士拉高速公路上的车辆运输。在长达36小时的猛烈空袭中,第69中队协助其他部队“制造”了一片延伸数英里、遍布被炸毁或烧毁的车辆残骸的地带。正如一位飞行员说的那样,“……所有离开科威特的伊拉克人都不得不用步行来完成这一切。”

海湾战争期间的部队组织结构

1990年美国空军的兵力组织结构并未为战争作好准备。作为越南战争后重新编组的产物之一,美国空军的发展更多的是面向省钱和裁撤冗员,而不是进行战斗部署。在传统的“三驾马车”式的组织结构中,用于作战的空军战斗机联队由1名联队指挥官(他是第一军事主官)和位列他之下的3位联队副指挥官共同管理。这3位联队副指挥官分别是1位副作战军官(DO,负责飞行及指挥下辖的战斗机中队)、1位副维修保养军官(DCM,负责所有的维修保养工作,而且他才是联队战斗机真正的主人,飞行员只是使用者)和1位副物资管理(RM)暨后勤军官。

在飞行联队的下一级是飞行中队的指挥官们。战斗机中队的指挥官们集体接受联队副作战军官(DO)的指挥。维修保养中队指挥官、飞机出动准备中队、零部件维修中队和装备维护中队向副维修保养军官(DCM)汇报工作。补给中队、运输中队和审计中队全部向副物资管理(RM)暨后勤军官汇报工作。

在上述组织之外还有基地指挥官(其身份是战斗支援大队的头头)和医务大队指挥官,他们也是飞行联队指挥官的手下。战斗支援大队指挥官负责整合所有基地方面的支援工作(包括安全、民事工程、膳宿和人事部门)。除此之外,绝大多数空军基地还拥有一揽子其他“租住”的单位。这些单位提供联队指挥官所需要的服务,如气象预报、通讯,以及高等技术培训等等。很现实的一点是,如果不提供可供支配的资源,那么1位联队指挥官是无法支持作战行动的。

在正常的和平时期的训练中,飞行训练由3位联队副指挥官共同负责实施,此外还有第4位军官负责统筹时间、飞机和油料。尽管他们往往都会认可这一组织体系且最终的训练结果很少受到质疑,但事实仍然是“这一组织体系即使在和平时期也是极不灵活的”。最令人不安的事实是,战斗机中队并不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飞机,或是能直接控制地勤组长。如此一种组织体系在作战行动中被证明是相当不切实际的。

任务组织

越南战争后,美国的军事实力出现了滑坡。现役空军联队的数目被大幅削减。这一切,再加上空军所分摊到的新招兵员数目的减少,使得部署一支完整的联队成了无法做到的事。相反,空军开始基于需求部署不同的装备和人员的“组合”。空军需要其麾下的每一支可供部署的单位——不论它是一个中队还是一个大队——都应当成为一支具备相当程度的自持力的单位。为完成任务,单位指挥官要求在所有层次上实现统一指挥,并实现对自己所掌握的资源的完全控制。

自从欧洲和朝鲜半岛被认为是最有可能的“危机爆发点”以来,这两个地区就一直在接受最大份额的兵力派遣。传统思维定势决定了,任何在中东地区爆发的大规模冲突都将是在欧洲发生的重大事件的“配角”。因此,只有有限几个飞行中队(而不是联队)被派驻中东地区。

在“沙漠盾牌行动”期间,美国空军部署了若干个独立的战斗机中队(这些中队的兵力结构类似“迷你”型的飞行联队)。战斗机中队及其负责支援飞机维修保养的单位(AMU)被整合成一个单独的整体,统一接受战斗机中队指挥官的指挥。取决于中队所部署的空军基地的不同,要么所有的支援和后勤人员由该中队自带并接受中队指挥官的直接指挥,如果基地已经有地勤单位存在那么就由基地提供。

正在查看任务简报、准备起飞的多国部队空军飞行员

在海湾战争中,美国空军所部属的各个中队都像第58战术战斗机中队(类似“迷你”版的第33战术战斗机联队)那样,所有的地勤机构均在“联队”指挥官的指挥之下。美国空军还派遣了一些“截短”的飞行联队,如第366战术战斗机联队就只部署了其麾下3个中队中的2个:第4战术战斗机中队和第421战术战斗机中队,此外第366联队还加强有从别的基地抽调而来的其他中队(第69战术战斗机中队)。第69战术战斗机中队的指挥官哈利•戴维斯中校保留了对中队飞行员和地勤组长的直接控制权。其他所有部署的地勤人员被直接并入上级单位——第366战术战斗机联队。在沙特阿拉伯的空军基地,当地已有的基础设施为美军提供了诸多服务,如食品、饮用水、电力和燃料。尽管如此,在许多地区(包括Al Kharj),美军不得不从零开始自己修建基地。修建过程得到了美军和多国部队的全力协助。这些基地囤积了大量供美国空军使用的后勤装备。

空中后勤保障

哈利•H•萨莫上校在他的《对越南战争的批判性战略分析》(On Strategy II: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Vietnam War)一书中写道:“……当谈到军事战略方面的问题时,外行讨论的是战术,而职业军人讨论的是后勤。”当各空中单位被部署到海湾地区时,他们随身携带了可满足30天需要的补给品。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这些补给品不包含食品、饮用水和燃料。中央司令部及其下属的空军司令部意识到,对预想中的任务来讲,30天的补给是不够用的;而且在把飞机部署到海湾地区之前就会使后勤单位处于紧张状态。

随着部署工作步入正轨,若干用于简化和平时期补给体系的措施就立刻付诸实施。这些措施包括在穆迪(Moody)空军基地建立一座中心仓库用于包装和运输化学战装备。一俟最初的“沙漠盾牌行动”防御部署到位,中央总部下属的空军司令部就向海湾地区派驻了相当大比例的补给人员以建立一套完整的战区内补给体系。由于绝大部分空军的补给物资先要运抵宰赫兰(Dhahran)航空港,故下达的第一道命令中就包括建立一个高效的物资配送体系。每天,空运补给物资都沿着两条航路(分别被命名为“东星”和“西星”)而来,邮件和日常补给物资再由此分发往战区内的各个基地。

为加快常规物资(但却是必需的)的分发速度并减轻补给系统的负担,后勤和通讯部门建立了横跨整个战区的计算机网络以便在战区内找到优先需要补给的物资所在的位置,并将这些物资送抵亟需它们的部队手中。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本土基地补给系统的负担,但并未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因此,补给部门建立了一条被称为“沙漠快车”的优先供应航线。基地补给人员通过计算机列出亟需的物资,这些物资会被优先送到“责任区”(AOR,这是海湾战区人们的叫法)。这一举措将物资送抵需要他们的部队手中的时间缩短了10天甚至更多。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该体系是专为供给关键飞机零部件而建立的。像是办公用品等项目或其他优先度较低的物资可以在当地采购,或是走普通补给航线。

尽管这些努力戏剧性地缩短了再补给过程所需的时间,但“为保持飞机处于可用状态,地勤组长们急切地需要各种物资”这一事实仍在继续。在供应仓库中往往没有这些物资。因此,当某架飞机开始进行定期维修时,它也成了飞行联队的“零件库”——为联队其他的飞机提供零件,直到联队一直在苦苦等待的备用零件从美国本土的基地运到为止。在“沙漠盾牌行动”初期,这些零件有时需要数周才能运抵。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各飞行中队通常至少会留下1架飞机为其他战机提供零件。

随着后勤人员将和平时期的补给体系转入战时节奏,他们解决了补给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加快了补给品输送的速度。这使得空中单位可以将他们处于战备状态的飞机保持在90%以上的高水平。

“沙漠风暴行动”中一个之前未曾预料到的方面是多国部队之间联合作战的水平。位于沙特阿拉伯塔布克(Tabuk)的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同时为美国空军的F-15、英国皇家空军的“狂风”、沙特皇家空军(RSAF)的F-5和美国海军的“黑鹰”提供地勤支持。另外,战争期间还有大批其他战机降落在塔布克接受地勤维护。在部署人员和物资时,各国空军对不同人员和物资的优先度的强调是不一样的,这也让海湾地区的各个后勤基地成了一个个充斥着具备不同技能的地勤人员和装备的大杂烩。用不了多久美军人员就会发现,英国皇家空军的靴子穿起来更舒服;而且皇家空军同行们干活时的“杂事”比美国地勤要少。更重要的是不同国家空军地勤人员所带来的不同的工作技巧。例如:沙特皇家空军拥有重型的金属加工设备,但缺乏能熟练地操纵这些设备的人手;而美国空军、美国海军和英国皇家空军地勤的钣金专家们能够制造几乎各种金属部件——但他们缺乏设备。结果就是,各国地勤人员“非正式地”将他们的资源融合在了一起,并保障了任务的顺利完成。

战争结束及评价、教训

多国部队在海湾战争中胜利的秘密预示着向克劳塞维茨所阐述的战争基本原则的回归。政治家们提出战争所要达成的目标,军方提出作战计划。战争目标是明确的,实现目标的步骤也是可行的。军事指挥官们从一开始就获得了以最高效率筹划实施战役的自主权。

参加多国部队的各国政治领导层迅速构建起了基于美军中央司令部的统一指挥体系。各国政治领导人派出了充足的兵力以便先遏制住伊拉克的侵略扩张,再发动一场反攻战役将伊拉克人驱逐出科威特。最后的胜利是伴随着地面部队对伊拉克陆军的突击而到来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伊拉克士兵是如此地草木皆兵(他们的阵地在6周的空中战役中已经被炸得满目疮痍)以至多国部队地面力量最主要的“工作”成了收容战俘。

“沙漠风暴行动”虽然结束了,但从中学到的教训却被我们铭记在心。1991年5月,美国空军参谋长梅里尔•麦克皮克(Merrill McPeak)将军下令开始推行使用新的飞行联队编成。这一组织结构将基地内所有的单位悉数置于联队司令官的指挥之下。新编制还给了战斗机中队指挥官对其所需要的资源——即飞机和地勤组长——的控制权。后勤问题从未离我们远去,但诸多在海湾战争中发展起来并受到检验的后勤理论相互糅合、取长补短,最终在战后被作为标准的后勤作业流程而得到正式采用。

(AOPA云:熊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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